圣但尼市多尔纳诺大道（boulevard Ornano）10号，《巴黎人报》记者近日踏入这所旅馆，感觉坠入时光静止的贫民窟。月租300到600欧元，房间窄小，全家人睡在仅有的一张床上，这一年来已经断了供热。“你要写一篇文章吗？我给你一个题目——《欢迎来地狱》。”楼道的暗影里，一个男人语调冰冷地说。
这栋建筑的后院有一长排的平房，住着多户人家。法里达·阿赛娜（Farida Hacène）为记者打开门，里面有一间卧室和微型厨房，她和她的儿子亚尼斯（Yanis）在这里已经住了10年。“我总是鼻塞，这里太潮湿了。”男孩透过圆框眼镜认真地看着记者说。法里达把床拉开，墙上有黑色的痕迹。“墙壁是海绵的。看到那些画了吗？是为了遮掩，好像我们住在一个漂亮的地方。”自2014年，法里达就是“可抗辩住房权法”优先者，在申请社会住房名单上占有优势，“但我们一直还在这里，一直在等，我不知道会怎样。”直到去年春天，她每月支付600欧元的房租。
隔壁的公寓里，16个月大的女婴坐在一把高椅子上。晚上9点了，她妈妈就快下班回家。康斯坦蒂娜（Constantina）在干洗店工作，她的同伴拉杜安（Radouane）还没有法国居留。整间公寓几乎只能容得下一张双人床，旁边的小浴室很脏。他们2017年来到这里居住，每月房租600欧元。
三岁的恩佐（Enzo）从学校回到家里，换上了拖鞋，但还紧紧地裹着羽绒服。他和父母住在旅馆一楼的房间。“新房东去年春天切断了热水和暖气，想取暖可以打开煤气。”恩佐的父亲阿米乌克（Amirouche）说，恩佐可以在洗手间简单地洗个澡，或者用湿毛巾擦洗。他们已经去过市政府，但被告知只能拨打露宿者紧急电话。这家人申请过居留，被拒。直到去年春天，他们每月付500欧元租金。
索尼娅（Sonia）身材娇小，一头秀发。她每天去技术员证书班上课，夜里回来拉一张床垫睡在地板上，她的父母还有9岁的弟弟阿德尔（Adel）睡双人床。狭小的房间里塞满家具，他们一家在这里已经住了差不多20年。去年，就在房里这张小桌子上，索尼娅点着蜡烛复习高考，最终通过了，成绩很不错。索尼娅的父亲是消防职工，全家靠他的收入生活，孩子们长大了，应该搬家，去年9月他们上了“可抗辩住房权法”的优先名单，但还没有等到社会住房，私人商品房又太贵了。“其实以前日子还不错，但好时候过去了，日子越来越差......”这一家之主说道。
走廊里，74岁的迈萨乌德（Messaoud）为记者打开房门。这位手工家居制品店的退休工人在这里已经住了44年。“我去医院的时候，社工说帮我找到了另一所房子，但对我来说太贵了，我每月退休金只有600欧元。”
再走几步，记者到了顶楼，走廊尽头是一个没有灯光的房间，地板上有个洞，水从窗户上滴下来。一名少年从隔壁走出来，他说他和家人睡在那里。隔壁房间的灯光下，一台电动暖风机正在全速运转，13个月大的婴儿裹被而眠。“我们把电修好了，”这家的父亲叹息道，“我们甚至不知道旅馆的老板是谁。”
这里的每个租户都知道房东是A太太，因为这个名字出现在住房合同和房租单上，但她在电话中从不多言，只说她不是房主。
A太太从来不是这栋楼的主人。但直到去年，她还声称自己是商业租赁的管理人，她租下这间旅馆的房间以及院子里的平房。然而1970年代，A太太及其伴侣的管理行为似乎已经中止。根据市政当局和福利局的说法，过去几年，A太太没有任何商业租约获准成为出租人，但近10年来，A太太不仅收取房租，还能直接接收福利局打给房客的住房补贴。“他们自称是管理人。”圣但尼负责住房事务的副市长玛蒂尔德·卡罗利（Mathilde Caroly）说。
这栋建筑涉及多项违规，但自2009年以来，相关部门没有对此执行任何法律程序。2017年底，巴黎一家房地产公司收购了该建筑。2018年1月法院执达员来访，发现旅馆的24个房间中有22间已出租。“我们收到了勒令搬走的传票。”一名租户说。
玛蒂尔德·卡罗利证实，2018年7月，租户们向市政府反映情况，市政府要求业主履行义务，租户需要被重新安置。根据市政当局的说法，该建筑的状态并非危房，因此没有紧急疏散租户。所以租户们已经一年没付房租了，一直生活在电力短缺和火灾阴影下。上周，国会议员埃里克·科克雷尔（Eric Coquerel）到访这间旅馆，并就相关问题与圣但尼市长洛朗·胡西耶（Laurent Russier）会谈，希望向政府施压，尽快重新安置。然而93省警察局指出，当地的社会住房非常紧张。这不是圣但尼唯一的违规住宅，事实上这座城市饱受住房忧患。
记者探访结束走出这栋建筑，旅馆位于普莱耶尔塔（tour Pleyel）脚下，不远处就是大巴黎新兴地铁工程和2024奥运村，时间滚滚向前，城建方兴未艾，似乎欣欣向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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